那个年月，跑大水是常事。

我们那个生产队，人住在川地里，地都在山上。最远的地，在十里之外，而且在后山。村庄与大山之间，隔了一条宽阔的河沟。出门下地，须先下一道大坡，踩着石头过河，再上一道大坡，才到山下。这一下一上，已经累得人喘不过气来，而长庄稼的地，还在头顶的山梁上呢。

夏季的老天爷，说变就变，刚才还是艳阳高照，转眼间就是滂沱大雨。风起了，雨来了，人们纷纷丢下地里的活，直奔山下。头顶是大雨，脚下是泥水，摔倒了，爬起再跑，迟了就会被大水拦在河沟那边。

跑大水，最担心的是和大水头碰个正着，一不小心就会被卷入滔滔洪水中。河里的大水，是那种稠泥糊糊儿的水，呛一口马上就死。这样的大水，留在我童年和少年记忆里的，是刻骨铭心的恐惧和冰冷。母亲的半大脚总是跑不过大水头，常常被大水隔在对岸。天黑了，洪水发出没有间歇的吼声，我和哥哥对着昏暗的油灯，饥肠辘辘地等着母亲回来。那时少不更事，我仅能感觉到自己的饥饿、孤独和无助，却从来没有想过母亲在黑夜中的恐惧、焦灼和担忧！夜半或天将亮的时候，洪水渐渐“旱”了下去，母亲才蹚着河水回来，于是这个家忽然有了一些温度。

从小，我就害怕下暴雨、发大水的天气，恨着那条河沟。

1973年的夏天，一场大水来得异常凶险，大水冲进队里的瓜田地，把一地西瓜冲了个精光，淹没的庄稼更是不计其数。

那时候，家家户户安装了有线喇叭。喇叭里说，农业产量低，自然灾害多，原因是生态破坏厉害，水土流失严重。人们这才如梦初醒，原来我们人类遭遇的干旱、冰雹、洪水，都是我们人类自己破坏生态造成的。当然，发大水也是没有善待自然的结果。

就是从那时起，开始了兴修梯田、改造山河的艰苦卓绝的战斗。多少个月辉朗照的黎明，他们肩挑背扛迎接东方的曙光；多少个地冻天寒的季节，他们踩着浓霜挥汗如雨。我看到，经过人们的艰苦努力，家乡的土地逐渐改变着模样：一面面山坡变成了台阶样的梯田，一道道山沟拦起了集聚水流的大坝；生产队有了第一块小林场，荒芜的土地显出了一丝令人惊喜的绿色；干涸的土地第一次浇上了地下水，“定西24号”小麦结出了一拃长的麦穗……

人们怎么也没想到，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水土保持、改善生态行动，竟然一直持续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！并且，这个已经影响了定西几代人的生态保卫战还要继续千秋万代。有人计算过，定西地区兴修梯田的土方量，如果垒成1立方米的土墙，可以绕地球13圈。从定西农民手中移动的黄土，该超过万里长城的体量了吧？

幸运的是，我的一段新闻记者的经历，使我有机会见证定西人民致力构筑生态环境“金山银山”的火热斗争。有一位叫韩正卿的地委书记，每次下乡，都要在“巡洋舰”吉普车后备箱里装上树苗，亲自栽在乡政府的院子里。有一位叫祁鸿基的副县长，经常奔波在定西的沟沟岔岔，临去世时还惦记着花岔的柠条。称钩驿镇农民李玉田，拖着一条残腿，连续10年修梯田75亩，传说中的愚公，也不过如此了。白碌乡农民王永瑞，孤身一人，没有家室，50年栽下了45万株树木，树就是他的“后人”，“子孙”满山遍野……如果你走过定西的每一座山峰，每一道沟壑，满目皆是环绕的梯田，茂密的层林，明镜般的塘坝，把它们自然地组合起来，谁说不是一幅幅美丽的风景画呢？在大地上写下这些美丽画图的，是勤劳纯朴的人民。他们的画笔，是手中的镢头和铁锹。这样的风景画，梵高比不上，莫奈比不上，毕加索比不上，任何艺术大师都望尘莫及。

今天，当我再次踏上家乡的土地，看到的是草木葱茏、山花遍野的美景。那个曾经泥沙流溢、狂妄恣肆的河沟，流淌着温婉纯净的清流，虽然不大，却能听到悦耳的潺潺水声。河岸上长满了密密的红柳，正开放着粉色的细花。河里竟然出现了水鸟，精灵一样闪动着美丽的羽翼，啄上一阵水草，又静悄悄地飞走了。纵然是暴雨倾泻的时刻，雨水都被梯田、水塘、林带、鱼鳞坑和草地、柠条、沙棘、紫花苜蓿接纳，河道再也不会显现昔日的丑陋和狰狞。故乡的河啊，你并不可恶，相反，你是这样的妩媚。过去，只是因为人们过分伤害了你，你才来找我们的茬。

清明时节，雨雪纷纷。我走进父亲和母亲安睡的山中，他们的周围是茂密的松柏、刺槐和红柳，杏花正在烂漫地盛开。我的目光落在山下那条宽阔的河沟，眼前浮现出父亲和母亲当年跑大水的情景。过后，心中又多是快慰，毕竟那令人惊悸的一幕幕，都随着岁月的流逝变为陈迹了。